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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最后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与刚才两个问题都相关的。你们该记得，林彪死后，我们谈到制度问题，当时我说得还比较收敛，我用了体制这个词。这个问题的提出，实在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之后才想到的。换一句话说，不把我到死路一条时，打死我也想不到那里去——就像后来说到的，刘少奇在小将们抓他去批斗的时候，拿出一本宪法来，说我是国家主席，我受宪法保护的那样，他也是到了山穷水尽时才想到了制度的问题。我们年经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唱到的那些歌，豪情万丈，无法无天，对一切都是批判的，摧毁的，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真是过瘾得很。我写过领袖的颂诗，我参加过新中国最早的大批判，我编写过第一批新语文教材。可以说，十多年后，那些押着我游街的学生，那些打骂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来的……直到这种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几乎永远不可翻身的时候，才想起它的一些问题，但此时革命洪流已经不可阻挡，让千千万万讴歌过它、献身于它的知识分子甚至革命前辈都在那一片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所以，近些年来，我的一些思考其实是很痛苦的，它几乎又要将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五五年，六六年，是别人从一个方向对我的否定，那么今天，则是我自己从另一个方向对自己的否定。
卫老师又说，今天涉及到的许多话题，都是大文章啊，我怕是没有力气做了，只能写点随笔小品，不知在座各位能否花点功夫来试试？
卫老师说完，大家缄默良久。
参观卫老师的居室时，有两样东西达摩很熟悉，一是当年那听茶叶，还在卧室的床头柜上。一是那副对联，已经装入两只镜框，挂在书房的墙上：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
那一天，被“青马”一伙叫做卫立文八十诞辰思想文化研讨会暨个人精神历程检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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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超市。没有人敢说他已经穷尽其空间，抵达过它的边界。有人就像那些购物目的非常明确，意志非常坚强的人，进去后直奔某一处货架，取了自己要的毛巾肥皂牙刷牙膏，转身便走。他们上网就是发个邮件，查个资料，五分钟，关机。有的人却会沿着那迷宫一样的购物线徜徉，流连忘返，渐行渐远，最后将自己的购物车堆得满满。不同的是，网络无须在出口处交钱，如果是宽带包月的话，那购物可以说是按需自取，简直就是一个提前展现的虚拟共产主义大世界。
茹嫣刚刚上网的时候，想象力极有限，她觉得大约有数百上千个网站吧？就像我们的报刊杂志数量，上面有一些和报纸电视差不多的新闻、 消息、轶闻趣事，然后还有电子邮箱，儿子给她装的qq、sn一类……这就是网络了。她后来听说，现在已有的网站，大概要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就目瞪口呆了。像抬头面对星空一样，广阔无垠。这个小小的匣子，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除了所有纸媒承载的内容，还有电影、电视、广播、cd、vcd、dvd、卡拉ok、图画、照片、fsh、三维动画……小时候，她当作宝贝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宋词选》，在这儿几乎像5分硬币一样，随处可拾，你想读任何一个人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几秒钟的事。歌曲，你可以听到二三十年代的老唱片，那些咿咿呀呀跑着调有杂音的靡靡之音，也可以听到最新的流行歌曲还有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有好几个晚上，茹嫣沉迷于一批孩提时代的儿歌中，她没想到这辈子居然还有与它们相遇的时候。要是没有网络，她剩下的岁月中不会再记起它们，然而听到它们的那一瞬间，她发现它们竟那样刻骨铭心地留在自己的生命中。最大的震动，是她读到了许多在报纸书刊上不曾有过的文字。这些文字的观点、理论、思想、概念开始都有些让她骇怕。茹嫣一直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和理论的人，这种不关心，暗含着一种排斥和质疑。但是那些新锐犀利的文字，那些胆大得有些猖狂的说法，让她恐惧又迷恋。还有真相，一桩桩被尘封被掩埋被改装的历史事件的真相，以一种撼人心魄的面目显现出来。茹嫣无法证实这些所谓的真相自身的真实性。但茹嫣是一个有直觉的人，茹嫣相信细节甚于相信周密的叙述。她知道，许多东西可以编造，但细节不可编造。一个有根有据的山村，一家有名有姓的村民，在最后的日子里，全家一起吃下一种山野里仅存的植物——那植物像胡萝卜，但是有毒。从作者的描述，茹嫣很容易判断出那种植物叫老公银。全家人将最好的衣物穿上，然后一起进餐。快快吃完后，各自找一个地方躺下，不一会儿，毒性开始发作，全家七口人，除了那个十岁的儿子，都在地上翻滚。母亲最后对儿子说，只有他是吃的真的胡萝卜，柴房里还有几根。母亲要他带上，出门去找生路。这个作者就是当年幸存下来的那个十岁的儿子，他在文章后面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对于茹嫣来说，不论别人争论死了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还是根本就没有饿死人，这一家人的死，已经足够。茹嫣没有挨过饿，那时她父亲还在部队，她刚上幼儿园，白面馒头大米饭，好像是最正常的主食。一个三五岁的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当那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之后，她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饥饿之痛。
有一种东西在茹嫣身上躁动，那是许多人在1966，1976那些个年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归于平息的东西。那也是她父亲在1937年，她母亲在1948年早已躁动过也早已驯服了的东西。茹嫣在许多方面都要慢上好几拍。就像她喜爱的一种迟桂花，别的桂花树早已当时当令地开过了好久，花香被人赞美过，花荫被人流连过，花x被采过了蜜，花朵酿成了桂花酒，它却悄没声地又开了起来。她常常忍不住，在人家这一类帖子后面跟上几句，感叹，追问，评价，支持，义正词严的呼吁，都有。茹嫣不是一个有理性、善思辨的人，她的这些反应，更多是基于情感，就像看戏看电影那样，容易被情节打动。茹嫣坚决地相信，实事和细节，比那些吓人的大话，更有力量。
就这样，茹嫣在网上的天地渐渐开阔起来。她一边尽职c持着空巢论坛，像个农妇c持自家的一个小菜园，一边在网络世界中兴致勃勃地四处游逛，像一个刚刚来到大都市的山乡青年。如焉，这个很有意味的名字，连同它很有文采的语言，很情绪化的反应，出现在一些网站、论坛上。
“空巢”有一个自己的聊天室。网友们隔三差五的会来聊聊天，唱唱歌，或用双工语音说说私事。两个人用双工的时候，各自的电话就会由绿变黑，俗称“打黑电话”，这对于事儿不紧急，话儿又啰嗦的人特别合适。逢到周末或节假日，聊天室就会很热闹。
一段时间以来，论坛人气越来越旺，聊天室的人也就多起来。一晚上，二三十，四五十，都有。来的人有的有儿女在外，有的没有，有的是准备将孩子送出去，有的是自己在国内，有的是本人也在国外。看起来好似沸沸扬扬一屋子人，握手啊，问好啊，献花啊，倒水倒茶，亲密地坐在一条凳子上啊。其实有的在白天，有的在深夜，有的是冬季，有的却是酷夏，有的还没吃晚饭，有的却刚刚走进阳光初照的办公室……说网络是超时空的，到这个聊天室来，感觉最强烈。
论坛上的网友来到聊天室，有的依然用原来的网名，有的就另起一个，有的干脆就随意乱来，见机行事，看见一个叫“666”的，它就叫个“我是害虫”，别人叫“北方的狼”，它就叫“土铳”，别人叫“d”，它叫“b”，有人还叫“db”……然后玩笑，戏谑，恶作剧都由此开始。闹到累了，熟了，甚至恼了，便换上自己的原名上来——当然，所谓原名，也只是平日用惯的网名而已，真的姓甚名谁，没几个弄得清楚。一看，竟是谁谁谁，笑笑，骂骂完事，就像化妆舞会。不像到了后来，藏在面具背后的不再是戏谑玩笑恶作剧，而是一张张凶险、y冷或讪笑的面容。
中秋一过，各种年节纪念日就纷至沓来。国庆节、重阳节、教师节，接着就是上山下乡多少周年、圣诞、元旦、春节……论坛、专栏、聊天室就常常是一片喜庆气氛。时间长了，一些网友的个人资讯也渐渐暴露，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下乡c队多少周年啊，娶媳妇嫁闺女，年岁大步伐快的，添孙子孙女的也有。想热闹的，便借了这各种名目征文啊，赛歌啊，开晚会啊，亲热祥和像一个村子的老哥们老姐们，给这些空巢老鸟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许多慰藉，让许多寂寞的夜晚变得温暖如春。
茹嫣不会在公众场合讲话，更不敢唱歌。到了聊天室，就躲一边听听，和几个认出了是谁的马甲聊几句，有时候还用“悄悄”，只有对方才能看得见她的“话”。就像一个热闹的炕头上，一个小丫头静静蜷缩在一角。文章发得多了，又当了版主，再进了聊天室，便没有从前消停，这边喊冒号，那边叫领导，问候的，招呼的，一时应接不暇。几个爱闹的，一会儿要首长讲话，一会儿要版主唱歌。临时值班的网管，干脆就把“麦克”塞她这儿来了。盛情之下，茹嫣终于惶惶乱乱地开了腔。有人马上打出字来“千年铁树开了花”，有人接着打“聋哑人开口说了话”，接着便得寸进尺了，要茹嫣唱歌。那次是谁的生日，茹嫣拗不过大家，也不好让晚会冷场，鼓起天大的勇气唱了一首阿根廷歌曲《小小的礼品》，这是她做少女时，从姐姐那儿听会的，喜欢极了这首歌。茹嫣其实会唱很多歌，但她都是自己悄悄唱给自己听，几乎成为一个隐私，连多年同床共枕的丈夫都不知道这一点。尽管没有伴奏，清唱，也许是这首歌本身深情动人，也许是茹嫣唱得也楚楚动人，竟博得一片赞美，新星啊歌星啊，献的那些花花草草将聊天室页面一幅幅地淹没了。
因为网络，茹嫣度过了儿子离去后最寂寞的头几个月；因为网络，茹嫣听见了自己多年失声的歌；因为网络，茹嫣写下了那许多自己看来也让人怜爱的文字，让她发现了自己从未正视过的才华与天分。她不光在自己的论坛和文集里贴一些自娱自乐的文章，几家报纸杂志也跟她联系上，要发表她的几篇东西，还向她直接约稿。因为网络，她有机会看向自己的内心，看向自己过去的生活，看向许许多多自己不曾了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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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开会期间，梁晋生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没有任何信息传出来。茹嫣忍不住，装作不经意地到江晓力办公室去办一件事。江晓力问起他。
茹嫣说，去北京开会了，你不知道，左邻右舍的？
江晓力说，你们都已经过河了，还会对我这个桥说什么啊？有电话回来？
茹嫣说，没有。
江晓力说，正常。你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上上下下的，弦绷得紧呢。
茹嫣说，绷得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江晓力说，你老爸也是过来人，怎么不懂共产党这一套啊？当年“九大”的时候，我老爸悄没声息地突然失踪了几个月，家里急得老猫抓心一样，以为又给谁关了起来，问谁谁都说不知道。直到“九大”开完，他老人家才兴奋不已地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就说见到毛主席了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男人一进官场，家就不是个什么了。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哦。
梁晋生给茹嫣打电话的时候，已是将近一个月后，人在美国。这种突然拉大的时间空间距离，让茹嫣感到那个中秋月夜变得不太真实了。他说，还得半个月才能回来，看来，真得穿大衣去看月亮了。茹嫣那天有些冷淡，她不是故作嗔态，只是觉得有些失落。他听出茹嫣的冷淡，笑着说，我刚刚到，这是我给国内打的第一个电话。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这样方便一些。我们的时间是反着的呢。茹嫣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将买手机的事给忘了。他说，我马上叫人给你送一部来。茹嫣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心想，人家忙成这样，你还什么都不是呢，凭啥不悦？想想自己也笑了。忙说，我待会就去买，我们这条街上好几家呢。你别弄得满天下都知道，市长给谁买手机啦。
梁晋生最后问茹嫣，在美国想要点什么？
茹嫣说，一箱热狗，刚出炉的。
那天梁晋生来电话之后，茹嫣就去买了一部手机。几天后，梁晋生又来电话时，她将手机号告诉了他。梁晋生当即就断掉茹嫣的座机，打到她的手机上来，验证无误后才放心。此后很长时间，这部手机实际上只有梁晋生一个人用。
梁晋生是十一月中旬回来的。那天晚上下飞机后，他就直奔茹嫣家了，到了楼下才给她打了电话。茹嫣的心一下咚咚咚咚跳起来，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感，不是害怕，也不是激动，是糊涂了。丈夫去世三年，除了儿子以外，家里还没有男人进来过，更不要说这种已经进入某种特殊关系的男人。她打量了一下房屋，还好，自己平日是一个爱整洁的人，都还看得过去。接着他就按门铃了。茹嫣打开房门，看见梁晋生气喘吁吁，抱着一只大纸箱，笑眯眯站在门外。梁晋生说要换鞋的时候，茹嫣才想起来家里没有给男人穿的拖鞋，慌乱地说，就别换了，我这儿没有你穿的鞋……梁晋生便甩掉脚上的皮鞋，穿着袜子走进门来。他将那个纸箱放在茶几上说，你要的东西。
茹嫣说，什么呀？
梁晋生说，热狗。我买的时候，刚刚出炉。
梁晋生装模作样用手摸摸纸箱，这会儿大概不热了。
那纸箱用很漂亮的彩纸包装着，上面还打了一个大花结，像装着一件价值千金的贵重礼品。
梁晋生说，打开看看？他们西方人接到礼物，都要当面打开，要不就不礼貌呢。
茹嫣想，肯定是一件别的东西，哪会是什么热狗呢。
那杨延平倒是先嗅出了热狗的味道，心急火燎地冲着纸箱乱叫起来。
打开一看——真是热狗，一个个用纸袋装着。茹嫣终于大笑起来，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从美国带回过这样的东西吧？
梁晋生说，文革的时候，有一句很时髦的话，还记得不？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他也笑了，打开一包闻闻，自己就先咬了一口，还好，没坏，放冰箱，够你吃半个月。
茹嫣心里一热，一语双关地说，这正是我想要的。
梁晋生自得地笑笑，看来我没有买错。
见梁晋生已经开口吃起来，杨延平更是急了，站立起来，双手平伸，一副讨要的样子。
茹嫣说，你这样真是没出息。你太丢人啦杨延平！
梁晋生便将热狗里夹着的香肠给了它。
那一刻，茹嫣有了一种冲动，想扑到这个男人的怀里，让眼泪流淌在他的胸前。但她接下来的动作却是指了指沙发，说，坐吧。
梁晋生在长沙发上坐下，茹嫣将一只单人沙发拖过来，隔着茶几与他相对而坐。
茹嫣说，你从前也这样浪漫吗？
梁晋生说，没有。
茹嫣说，让谁教会的？
梁晋生说，我很晚才明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多。
茹嫣说，特别像你，还有许多时间要献给官场。
梁晋生说，是。不过也快结束了，还有两三年吧。还有救药，是不是？
茹嫣说，是，还有二十年时间自救呢。
梁晋生说，能给一杯茶吗？
茹嫣赶忙站起来，窘迫地说，还让你要了。
茹嫣倒茶的时候，梁晋生也站起来，可以让我参观一下你的房间吗？
茹嫣说，自由参观。
茹嫣的房八九十平米，三室一厅，是那种十多年前的公寓楼，方正，结实，没什么花哨，做过简单的装修，现在看来，反倒顺眼，不像有些人家，当年装得富丽堂皇，吧台啊，墙裙啊，三层吊顶啊，各种花色的装饰线条啊，如今看来已是俗不可耐了。朴素的东西还是经久一些。
客厅不大，一长两短的布艺沙发，一张原木的茶几，原木的电视柜，淡黄隐花的窗帘。可能是爱屋及乌，梁晋生总觉得这随意俭朴中，透着一种自信和大气。
房间的家具陈设也很朴素，甚至简单。书房一面是书柜，靠窗是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就放在上面。另一面墙是一对藤沙发，上面有几个素花的棉靠垫，墙上有两幅字，一幅是谁送给他们夫妇的，另一幅是茹嫣母亲写的，一首辛弃疾的词。梁晋生不太懂书法，只觉得那字很好看。一间小卧室是儿子的，小书桌，小书柜，小衣柜，一张单人床，墙上有许多当年苦读的痕迹，历史年表，英语单词，元素周期表和复习安排表……一只多用柜里，有儿子玩过的变形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