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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织就的梦（20）
2000年1月2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娴泰则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辩护律师中，麦可·哈迪和霍赛·慕尼茨就分别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乌维勒首先对诸位候选人解释了娴泰与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讲述了伊琳·苏尔曼的失踪，然后指出，本案没有尸体、没有dna、没有血迹、没有目击者、没有现场证据，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间接证据或旁证上的案子。 “旁证并不比直接证据好，也不比直接证据差。没有尸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谋杀。只要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即使没有尸体，你们也可以裁定谋杀罪……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尸体才能证明谋杀，没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进入这个陪审团。” 乌维勒法官没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纽约州有过两起，全美国已有十几起没有尸体，但被告最后被判谋杀罪的案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西方国家司法界的传统观念，没有尸体则不能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这样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处理。 陪审团候选人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认识任何一位被告、律师或可能出庭的证人；在此之前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本案的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能否仅仅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是否有语言或理解上的障碍，等等。 经过两个星期的筛选评定，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审团，其中有：公立学校助理厨师、电话公司技术员、图书管理员、股票经纪人、民政部工作人员、教师、律师事务所秘书、建筑工人、推销员、两名邮递员，和一位有经济学学位的妇女。按照惯例，第一位入选陪审团的成员为陪审长。此外还有六名候补陪审员。 2000年2月14日，对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的审判正式开庭。首席公诉人康妮·佛南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她长达3小时的发言。 “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两名被贪婪和狂妄泯灭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从加利福尼亚到拉斯维加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警方循着他们邪恶的踪迹一直追到苏尔曼大厦，在那里，他们杀害了伊琳·苏尔曼。等你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即将呈交给法庭的证据和证词，你们将会得出唯一而简单的结论：伊琳·苏尔曼已经不在人世，是这两名被告杀害了她，因为她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掠夺盗窃她的财产——那座价值数百万的苏尔曼大厦。” 康妮接下去告诉陪审团，早在杀人藏尸之前很久，娴泰和肯尼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如何把苏尔曼大厦据为己有。康妮提到娴泰用过的20多个别名和化名，她打给产权鉴定公司查询苏尔曼大厦有关资料的电话，以及乔装成苏尔曼夫人以骗取公证员在一张伪造的契约上盖章，那张契约将苏尔曼大厦转让给娴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还提到，娴泰、肯尼如何利用苏尔曼大厦的月租收据练习伪造伊琳的签名，并试图用谎言从一位苏尔曼大厦的工作人员凡列莉·麦勒奥那里获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康妮指出，根据娴泰的笔记，二位凯梅斯已经知道了苏尔曼夫人准备将他们赶走。康妮说，伊琳·苏尔曼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曾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数十载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她周围的人和事。当她得知肯尼在苏尔曼大厦里四处查看，发现肯尼在经过保安摄像探头时总是把头扭开或以手掩面，她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康妮提醒陪审团成员不要忘了，当肯尼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两大串苏尔曼夫人的钥匙。 “伊琳·苏尔曼绝对不可能把苏尔曼大厦的钥匙交给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她认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这些钥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从苏尔曼夫人身上强行夺取。” 康妮还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在过去的15年里，伊琳·苏尔曼从未在苏尔曼大厦外度过一夜。当康妮列举出十几位将要出庭的证人时，肯尼的脸色变白了，总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的娴泰也停下了笔，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首先致开场白。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谋杀的假说……公诉方有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但他们找不到一个证人来证明那些强加在娴泰母子头上的罪名。没有尸体就是没有尸体。”麦可说，无力破案的警方把娴泰和肯尼抓来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这场审判就如同古代条顿族实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由神裁决，如果那双手仍然完好无损则定为无罪。” 代表肯尼的迈尔·沙其接着说，这桩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为没有牢固的基础——尸体，房子再漂亮最后也还是会被推倒的。 两位被告律师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证据：化名、手枪、电子枪、假发、装在伊琳·苏尔曼电话上的窃听器、伪造的契约、伊琳已故丈夫沙缪尔·苏尔曼的护照、伊琳·苏尔曼的护照和社会安全卡、苏尔曼大厦的钥匙，等等，等等。
谎言织就的梦（21）
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43天里，公诉方向法庭展示了425件物证，包括上千页各类原始文件和一万多页复印件，传唤了一共129名证人。 伊琳·苏尔曼的副手蒙奇·梅乐斯连续三天出庭。他证明苏尔曼夫人从不独自离开苏尔曼大厦，而且从不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包括大厦工作人员。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制的大口袋，装着她的老花镜、手绢和钥匙，这三件东西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因为眼神不济，她的钥匙上都用红色指甲油做了记号，找起来比较方便。 罗蒙·卡沙尔，苏尔曼大厦20多年的总管作证说，当苏尔曼夫人失踪以后，她的钥匙和红框老花镜也不翼而飞。 静·勃格是娴泰在佛罗里达的朋友。她告诉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准备到巴哈马度假之前，娴泰托她去那里一位药剂师的药房“为一位82岁的老太太”买药。据娴泰讲，这种药在美国买不到。后来勃格夫妇因故取消了那趟旅游，娴泰说没关系，她自己会给那位药剂师打电话订购。那瓶药就是警方在林肯车里搜到的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娴泰也曾经在同一家药房给肯·凯梅斯买过几种不同的安眠药。 纽约警署紧急行动处警官兼电子枪技术员在证人席上说，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购买的电子枪的电压为20万伏特，如果与人体接触5秒钟便会造成头痛、晕眩、昏迷及大脑损伤。如果长于5秒钟则会使人虚脱。他还说，警方曾使用过的同类产品的电压是5万伏特。 为公诉方出庭的其他证人有： 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娴泰和肯尼的司机兼清洁工。 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被娴泰和肯尼请到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两位公证人。 思坦利·帕得逊，卖给娴泰和肯尼枪支的原拉斯维加斯建筑工程师。 娜萘蒂·维柯斯基，娴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证员。 弗兰克·麦卡林，拉斯维加斯流浪汉，娴泰用他的名字为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投保后两周即发生火灾。 爱尔华·希克莱俐，伊琳·苏尔曼的朋友，服装设计师。 桑妮娅·芭普蒂丝，巴哈马群岛一家海外投资银行的业务助理，娴泰在该行开设过投资账户。 海伦·潘多拉基，伊琳·苏尔曼的朋友，1998年独立节期间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 杰夫·费格，伊琳·苏尔曼的房地产管理人。 麦克司·休尔、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盖林，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马球俱乐部”公寓的邻居。二位凯梅斯盗窃了他们的信用卡、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并非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行骗。 凡列莉·麦勒奥，苏尔曼大厦主管，娴泰和肯尼曾试图向她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 蔡章，伊琳·苏尔曼的朋友，马来西亚裔服装设计师。 阿兰赛丽·列微拉，伊琳·苏尔曼失踪之日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工作人员。 卡珞·翰莘，伊琳·苏尔曼的朋友，画家兼记者。 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1998年独立节期间，除“墨尼·盖林”——肯尼外，留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房客。 鲁迪·瓦卡，伊琳·苏尔曼的朋友，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 公诉方传唤的证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办案人员、参与本案的其他执法人员、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毒品学家、心理医生、苏尔曼大厦的其他员工和房客、伊琳·苏尔曼的医生和其他朋友、娴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来自产权鉴定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社会安全卡管理局、税务局、宾馆、餐厅、停车场等等的证人。 娴泰的笔记本，特别是有关伊琳·苏尔曼的最后两本，于本案至关重要。在解释了笔记中的缩写和暗语后，公诉方向陪审团选读了其中部分内容，包括娴泰写下的她和肯尼准备要购买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