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达莎和萨莎。不过，这无关紧要。
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曾在克格勃工作过。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但为了便于讲故事，权且称他为耶夫吉尼吧。
耶夫吉尼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克格勃工作。他成了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男孩。但后来他办了一个案子，这件事促使他离开克格勃去当了一名辩护律师。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辞掉这个令人羡慕的差事，他说这是机密。
一位西德游客在列宁格勒会晤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毫不犹豫地相信：她给他带钱来了。耶夫吉尼受命追踪这笔钱的去向。他们断定这笔钱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查明接受这笔钱的人是用它来从事反苏活动还是把它转交给别人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耶夫吉尼有权截留嫌疑犯寄出的邮件，所以他很快查明，那个德国人走后第二天给远在厄尔库斯克州流放的某个犯人寄去了50卢布。
耶夫吉尼乘飞机赶到厄尔库斯克州，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流放犯。他就住在泰加森林中一条河岸边的一间小屋里，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萨莎和达莎。耶夫吉尼在这一带活动开了，他找当地克格勃和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到邮局检查邮件。果不其然，这个流放犯一收到那笔钱就把它转寄到佛尔库它。
耶夫吉尼立即飞往佛尔库它。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人已在那儿呆了20年。他手里没有钱，收到那50卢布后，他没出邮局就把钱寄给了支它州的一个女流放犯。
耶夫吉尼试图在支它州会见这个女人，虽然她拒绝同他交谈，但他还是发现了这笔钱的下落：她把它寄到了乌克兰。
不得不又飞往乌克兰，耶夫吉尼一路上都在诅咒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搞y谋，害得他为了追踪这50卢布东跑西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国家的钱财，更不用说其他开销。
在乌克兰，当地克格勃官员会见了耶夫吉尼并告诉他说，刚接到某集中营的情况报告，有个女犯收到了那笔汇款，但她当天就将钱寄到了厄尔库斯克州……你们能想象耶夫吉尼回厄尔库斯克时是怎样的心情吗？
幸好，他比邮件到的还快，而且他去邮局时恰巧赶上他们正为那个流放犯签发取款通知单。他出示了证件，然后走到柜台后面去假装分拣邮件，这样他就可以监视那个来取款的流放犯。
他来了，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取完款后，他并没有出邮局，而是和他的妻子、女儿商量把钱寄给谁，谁最需要它。
耶夫吉尼终于认识到，这50卢布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们只是相互转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别人比自己更需要它。
他再也不去跟踪这笔钱会转到何处，而是返回列宁格勒，借故辞去了克格勃的职务。他们之所以放他走，是因为他只干过一次跟踪，知道不了多少秘密。
怎么样，佳丽娜？听起来象故事吧？
一直带着兴奋的神色听瓦伦蒂娜讲述的佳丽娜说，不仅像，而且，除了那个乌克兰人，故事中的所有参与者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政治集中营的人至少有一半是乌克兰人，所以很难说那个人是谁。关于其他人，我只告诉你们耶戈尔·达维多夫。他过去在厄尔库斯克州的图伦镇，他的妻子叫寥拉，两个女儿确实叫达莎和萨莎。我不怕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已去了西德，住在慕尼黑。他们在那儿也没忘记帮助朋友，瞧，他要给我寄些钱或一些别的东西来，或许也是通过一个德国旅游者，没准儿克格勃的新耶夫吉尼会搞出一个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款项案。他们将记录下大量的丑闻，还可能拍成电视片，取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走狗》，或者叫《他们为了美元而卖身投靠》。我至少希望，你们看到这类东西时不要相信它。谢谢你，瓦伦蒂娜。”
大家都高兴地看到，瓦伦蒂娜和佳丽娜之间的坚冰终于融化了。阿尔宾娜不无忌妒地说：“现在轮到我了。与你描绘的田园诗般的图画相反，我讲的是爱钱的故事。
故事之五
由空姐儿阿尔宾娜讲述，说的是苏联妓女的悲欢作为开头，先讲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文化部长，同其他几位部长坐在一块，只有她一个人是女的。谈话间说到了苏联还有没有卖y的问题。女部长说：“我们再也没有卖y了，那是资本主义的垃圾，现在早就绝迹了。”
其他部长们都笑了：“您说什么？我们所有的妇女都在出卖自己，怎么能说没有卖y呢？”
“什么，所有妇女，也包括我吗？”
“是的，部长同志。”
“那么，你看我值多少钱？”
“这个嘛，要把您的年龄、相貌和您的地位都算上，我可以出一百卢布。”
“就这么点儿？”
“您看，部长同志，您已经在讨价还价喽。”
这是个笑话。下面说的才是真的。我不可能先从那些服务于高层人物的妓女开始讲起，因为我跟她们没打过交道。
次一级的人物是黑社会的百万富翁，我跟他们有过来往。
坦率地说，时间并不长，那时我还很年轻。他们真正喜欢的几乎都是些小姑娘，过了1 8岁就会被他们认为是老太太，是大路货。我正是在18岁时为他们服务的。司机常常来找我，说：“准备好，半小时后我们就走，带上你的东西。”
我准备好后就钻进了汽车，通常我去的是某人的乡村别墅。那里通常有客人，有酒，有招待会——我们不过是人家的额外快餐。一般来说，一晚上我能得500卢布，不过这也取决于客人是谁以及来自何地。格鲁吉亚人给的最多，乌克兰人最抠门儿。来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客人也有点小气，但对待姑娘们却不乏绅士风度，因为他们差不多算是西方人。
这样“出去”几次一年不用工作，保你够花的。
再其次是应招女郎。我从未干过应招女郎，但我有几个朋友是。她们几乎整天呆在家里等顾客打电话。客人通常是富裕、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或是顾全名声或是怕老婆。打电话的客人常常是姑娘从不认识的人，一般邀她们去宾馆。应招女郎一夜能挣30至50卢布——假如她碰上上等主顾的话。
宾馆女郎差不多也能挣这么多，不过她们更苦一些：她们得为老外服务，而且受监视。
然而，她们总有机会得到不错的礼物，甚至同老外确定关系。我们宾馆女郎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勾引老外，让老外娶他们，带她们出国。自然，这些老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老婆是在宾馆工作人员、民警以及克格勃的领导下卖y的外向型妓女。偶尔在宾馆餐厅或休息室幽会一次往往是件惬意的事情，虽然你们会想，什么样的苏联姑娘才会只身潜入阿斯托利亚或欧罗宾馆的餐厅？整个一个社会渣滓。
在内宾旅馆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客人稍嫌寒酸些：通常他给你的不会超过30卢布，除非碰巧又遇上了格鲁吉亚人。那些家伙精明得很，他总是知道怎么给钱。而格鲁吉亚人就是慷慨，没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作派。
也有许多便宜妓女。有时会碰到这样的“姑娘”，她硬要50卢布，但对客人比较忠心，能一块过上几年。这类姑娘一般是男人跟自己的老婆闹别扭才找她们。所以她们跟客人都很熟，男人供给她们日常生活所需，就跟过家庭生活差不多。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当她的相好们遇到经济困难时，她还会倒贴给他们。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要是需要毛皮大衣，她会把他的钱全拿去买上一件，然后免费跟他睡半年或更长一段时间。
再往下就是“马路天使”了，不过我没干过。我们姑娘们常以街头故事互相吓唬：“你会为在莫斯科夫斯基车站一次得五块钱而玩完。”
莫斯科夫斯基车站的妓女也有所不同。有出租女郎——那还算是不错的。她们与出租车司机有君子协议，他拉着她在车站附近转悠，为她物色主顾。他的行李箱里带着伏特加，以备不时之需。出租女郎大约能得10卢布。
你们夜里去过莫斯科夫斯基车站吗？我说是半夜？试试吧。你们会发现那儿是那么美——除了神情沮丧的密探，只要给五块钱，她们跟谁走都行。有的回其住所，有的就在门d干那事。
也有人以同样的价钱到高斯蒂尼德夫尔或其它大商场去做生意。我曾认识一位已婚妓女，丈夫在工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她每天都出来做生意，拉两三个客，就在门d里干，能挣上10或15卢布回家，就很高兴了。
我不了解为水手们服务的港口女郎的情况，所以也不敢瞎说。她们大概比在车站的要贵些，而比在宾馆的便宜些。
在所有这些行当中，小伙子总比姑娘要贵一些。这里也有性别歧视，姑娘们。他们集中在普希金剧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卡特卡公园”——那儿有凯瑟琳大帝的塑像。
好了，你们够吧？反正我够了。我再也不能想有关金钱的更可怕的事情了。或许吉娜还可以再说点什么。
阿尔宾娜的故事首先引起吉娜的反响：“能从男人身上赚大钱的女人我不太了解，但我遇到过徘徊在车站和码头的姑娘。你们知道最低的要价是多少吗？”
“多少？”
“一卢布。”
大家听后目瞪口呆。
“而且还不止如此，一卢布也是钱呀。一大早在啤酒馆外面，那些女酒鬼只要给一杯啤酒她就让人干，一杯啤酒才两毛三。算了，不说这些了。佳丽娜，你给我们讲讲有美好生活的事情吧，讲讲人们竟相把最后一戈比让给对方的故事。”
“不，吉娜，我有另一个关于钱的故事，与持不同政见者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要讲的是我婆婆的事。”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说的是她如何与婆婆相处，如何仅从婆婆那里得到一点钱，却欠下了永远无法还清的恩情债。
斯拉维克的母亲四十多岁时生的他。人们都说他没什么出息。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斯拉维克的确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们在集中营结的婚。那时他对我说：“佳洛契卡，我的母亲在列宁格勒，我给她写信介绍了你的情况。你该去看看她，认识她。她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
他给了我地址。从摩尔达维亚回来的当天我就去拜访了婆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住波克罗夫卡区萨多瓦亚大街的尽头。我按了门铃，是邻居开的门，她领我穿过楼道，然后指给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房门。我刚一敲门就听有人说：“进来佳丽娜。”
我感到很吃惊，推开门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她正坐在又大又破旧的圈椅里，披着破旧的披肩。
“进来，坐。你旅途还顺利吧？斯拉维克好吗？”
“他很好，我来时一切都好。您怎么能猜出是我呢？”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她简单地回答道。“斯拉维克来信提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你。我刚才还在想，我的小儿媳妇怎么还不来让我瞧瞧呀，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了陌生的脚步声，我就猜出是谁来了。来看我的人不多，我妹妹、护士——这就是我的全部客人。”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与我一起喝茶，我给她讲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告诉她我们已经在集中营登记结婚，还给她介绍了我个人及家庭的一些情况。
“你交了个在集中营的男友，你父母是怎么看的？”
“喔，没事，我想……”
“别跟他们闹别扭。斯拉维克会出来的，那时或许他们会喜欢他。但别冲撞你父母。有个坐监的女婿，对他俩来说不是好事。这事你不用跟别人讲，因为别人都想知道他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初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始逐渐依恋她，特别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常去看她，陪她喝茶，聊天，谈斯拉维克——心情就会好起来。
但在家时情况就糟了。我一宣布我交了一个在劳改营里的男朋友，父母就表示不同意。
当我快要生个孩子时，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但去哪儿？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只有一间小屋，甚至连第二张床都放不下，而斯拉维克又在集中营。我决定租一间房。转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一间，但就是贵点——40卢布，占我月收入85卢布的一半。我还得常常买东西去探望斯拉瓦，还要给他寄包裹什么的。唉，可真不容易埃唯一还算不错的事情是我找的房子离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挺近，在夫昂坦卡。我常常事先不打招呼就去看她。
我母亲想让我做流产，但我不听她的。我的感觉并不总那么好，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却比怀孕前吃得更糟。最后我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了。父母的钱我一点也没要，虽然他们主动给我——我自尊心很强，这你们知道。我开始变得失魂落魄，丢三落四。这么贫困，我居然还乱丢钱，常常把钱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可就是找不着。有一次我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诉说我近来的不幸遭遇，她让我弄个钱包：“你总是把钱放到手提包或口袋里，所以不容易找到。”
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常常无意中在我大衣口袋里的手套底下，或是在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钱，钞票不象我通常那样折一下，而是折两下，我想，这是我爱丢三落四，生活邋遢的缘故。
这些三五元的钞票可真救了我的命。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丢了钱后又突然在某个地方找到快要成为我的习惯了。
怀孕第六个月的某一天，我去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现她情况更糟了，甚至不能起床。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夫来，给我婆婆做完检查后我随大夫走到门厅，问她：“大夫，她怎么样？严重吗？”
“喔，怎么跟您说呢？我们无法给她换个心脏，而她的心脏已经衰竭了。你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可用药物至多维持她一年，但最后……”“或许她能住院吧？”
“你试试吧，象她这样的年龄，又是领养老金的人，还住院。除非你有门路。她真的不行时会来辆救护车，要不然……得了吧，别找那麻烦了。”
想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活不到斯拉维克回来，我忍不住泪如泉涌。设法控制自己以免让她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
我回到屋里，婆婆对我说：“别伤心，孩子。我现在可以放心地死了，因为斯拉维克不会孤独了。不过，我倒是很想看看我的孙子……好，不说没用的话了，去商店为我买点什么吧。那儿是我的包，钱就在里边。”
我拿起包，记住了她要买的东西，就上街了，我在商店选了牛奶、酥酪、奶酪、但打开钱包付款时我不禁大吃一惊：钱包里所有钞票都整整齐齐地折了两下，跟我找到的三五块钱的票子一模一样。而她每月的养老金是45卢布，就这么点钱她居然还要分给我一些。
然后我去面包店买面包，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像个孩子一样，我梦想着发生奇迹，她重新好起来，斯拉维克也回来了。我们俩都工作，给她买一件温暖、鲜亮的毛皮大衣和温暖的冬靴。她冬天从未出过门，因为她的棉大衣太沉，她都穿不动。我用这种梦想来安慰自己。
但她最近去世了，就是我正要分娩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给她买毛皮大衣了，而且我从未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只是有时在心中叫——我太腼腆。她留下了一个装钱的小纸袋，上面写着：“给佳丽娜”。这些钱都是从她的养老金里攒下来的，是她一生的全部积蓄——28卢布80戈比，我得用这些钱作安葬费，这也挺贵的。我只保留了一张五元票，我不打算花它，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不花。不，这不是从那28卢布中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回事。进劳改营之前我在收拾夏季用品时，在我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它，准是夏天时妈妈放进去的。
斯拉维克回来时，我把它交给了他。
佳丽娜婆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大家，同时大家都尽力安慰佳丽娜，因为讲完故事时她已经泪流满面了。
等她平静下来后，奥尔佳便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述。故事把我们带到了战争年代，那时不仅有英雄业绩，也有犯罪行为。
我实际上是来自农村。直到18岁我才到列宁格勒造船厂上班。在这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有人说，每个苏联农庄都有痴子或疯子。别的庄我不知道，但我们庄有这么个老太太，人们管她叫财迷尼尔卡。我这就给你们讲她何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其实她的真名叫安托诺娃。
我认识财迷尼尔卡时，她已经不成人样了。她穿着破烂衣服到处晃荡。冬天她蜷曲在人家棚屋的角落里，夏天就呆在庄子附近的树林里。她的样子很吓人，孩子们怕她，有时也捉弄她。下面的事情是我长大后听说的。
列宁格勒被围困时疏散出的人曾路过我们庄。显然他们是去西伯利亚，但生病的人就下车留下来。听说一路上都是这样，不经过主人同意这些人就被分配到各家各户。上边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安置疏散者。至于如何供养他们，当局并不关心。我们甚至不能用他们的食品券为他们领面包。
这些人死里逃生来到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了下来。
他们开始在集体农庄干活。没人欣赏他们所受的城市教育，只有他们的双手还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