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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
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省。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里能量。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得和体会，于1997年12月，出任沈阳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的。
这回不是犯了小错误，而是犯了大错误，犯了罪。
还能够有救吗？还能够像过去那样顺利过关，步步高升吗？
他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抓起来了。马向东开始是他的人，他反对辽宁省委确定的常务副市长的人选，坚持让马向东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让他分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但是二人后来又发生了矛盾，权力互相碰撞，马向东爱搞“小圈子”，老慕却不搞这个。现在马向东先落马了，是因为在境外赌博的问题，追查赌资是哪里来的。
但是马向东没有缴械投降，他在沈阳经营多年，上上下下有许多关系。他通过妻子章亚非花费130多万元，上边找人，买通看守，收买记者，为其鸣冤叫屈，并且积极与慕绥新靠拢，想抱成团，对付调查。
马向东等3人私分12万美元的问题是个关键。章亚非找到慕绥新，说向东托梦给我，只有慕大哥才能救他。只要慕大哥说知道12万美元奖金的事就行了。在这里章亚非让慕绥新证明12万美元是给马向东等3人发奖金了，市长代表市政府给他们发了奖金，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这是一个任何办案人员也攻不破的铁证，只要慕市长说一句话就妥了。
她以为慕绥新一定会答应她。马向东毕竟是他提拔的，二人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马向东办的事有的他清楚，而他办的事有的马向东也掌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那时候慕绥新的真正想法我们是很难猜测的了，他始终没有暴露过。不过他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在对待马向东的问题上，他需要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对自己更为有利。
那是1999年7 月2日，中央纪委来人，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两规”（党内纪律，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组织说清自己的问题）马向东。时间定在了这一天晚上的8点。这之前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要求市政府通知马向东晚上8 点来开会。
慕绥新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心里掀起震荡，自己的副手被“两规”这意味着什么？
法庭上的慕绥新
还没容他想好自己该怎么办，马向东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连着秘书的办公室，秘书的办公室又连着一个小会议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平时就是这种格局，这一连串的房间都是慕绥新的天下。但今晚不同了，不再是慕绥新的天下了，被别人控制了。
马向东到他这里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只是站一站，过渡一下，就会被人依次带下去，先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后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到指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去了。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进来时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思不在马向东身上而在自己身上，只听到马在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着：“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他却有些害怕了。中央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呢？马向东会不会把他也带出来？
但是“两规”马向东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他便恢复了自信心。以往的成功者的经历又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想，党是信任他的，他跟马向东是不同的。他必须跟马向东划清界限，他们决不是一个团伙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向党表示忠诚的大好机会，他必须站在中央纪委一边。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告了马向东，是中纪委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面自己交待的。我对12万美元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方话不入圆耳朵。章亚非万万没有想到慕绥新是这么一个态度。好吧，咱们走着瞧。在高人的指点下，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企图“打慕保马”。一时间，专案组收到了许多对慕绥新的举报信，慕绥新的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
“5号不错”
转眼到了2000年的夏天，马向东的案子仍然处在艰难突破的阶段，但是老百姓看到了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纷纷举报慕绥新和马向东的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真切地感到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可是他实在不愿意马上结束自己辉煌的事业和幸福的爱情。
他跟梅花才刚刚结婚一年。1999年4月与贾桂娥离婚，5月8日就跟梅花结了婚，前后只隔20多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梅花比慕绥新小24岁。她那种活泼、可爱、天真的样子实在让老慕着迷。但老慕更看中她的文化素养。她也喜欢音乐，二人一起欣赏名曲，她给老慕轻轻地唱歌。老慕下了班就回到她的身旁，抚摸着她那一头长长的秀发。
贾桂娥就像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一样被他甩掉了。
他不想再失去这位娇妻。
梅花是一点心计也没有的，她就是爱老慕，崇拜老慕，不具体地图他的钱、图他的官，而是图他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她不知道老慕还有没有钱。她也不问这个。她猜想他是没有钱了。她是被贾桂娥“扫地出门”的。
老慕就喜欢她这一点。他实在是被贾桂娥攫取金钱的大胆和疯狂吓坏了，她到处打着自己的旗号招摇撞骗。现在梅花根本就不跟他周围的人来往，除了个别的几个人，她谁也不认识。她在一个单位当工会主席，本本分分，下班就回家里呆着，等着老公。
老慕陪她去转商场。她喜欢上了一个样式新颖的皮鞋，围着转了好几圈。老慕说，喜欢就买吧！她说哪儿有钱啊！我只是欣赏欣赏，说完赶快拉着老公走开了。
老慕立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幸福感，那就是没有钱的安宁和轻松，以及在没有钱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的珍贵。
难道现在就要大祸临头，把这新的生活一笔勾销了吗？
从本质上讲，他不应该走到贪官这一步。他有理想，有抱负，聪明能干，人品也不错。
他只是没有解决好腐败的问题。
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婚姻之外，为自己寻求一个感情的避风港。这也不能认为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他跟梅花相识多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关系。有梅花的诗为证：“你我相恋十四载，九年之后才有爱。”
他第一次见到梅花是在他当海城市长的时候。电视台选拔节目主持人，请慕市长去做评委。他一眼就看上了5号，年龄不大，但气度不凡。当台长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5号不错。5号就被选上了。
5号是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她就是梅花。
以后二人便有了许多工作上的接触，市长进行公务活动，梅花去采访。当二人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慕市长才说，小梅，你是我选的，咱们是一见钟情，枣木棒槌，一对儿！
慕绥新到沈阳工作后，经常到鞍山去看她。二人在咖啡馆里听着音乐，很有情调地坐上几个小时，便依依惜别。他从来不住下。后来就把梅花调到沈阳工作，两人的关系才进一步升温。
婚外恋，算个问题，但比起有些贪官的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来，还要算好一些。他的堕落主要是受贿和纵容家属子女打着他的旗号捞钱。
当他离开梅花坐着小车回沈阳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是越靠近沈阳，他的愉快的心情便越减弱，许多不好办的事情在等着他处理，一个复杂的官场在等着他去面对，疯狂的贾桂娥又不知给他招揽了多少事情！
好像是为了逃避这一切似的，他跟刘宝印说起话来。
每次去看梅花他都不用自己的车和司机，而是用刘宝印的车。
刘宝印是个“个体户”，出身很苦，当过兵，靠修车、倒卖走私汽车发了起来。许多周围的干部向老慕介绍，说刘宝印不错，就认识了。他其貌不扬，但老实厚道，对老慕忠心耿耿，老慕稍加关照，便感激涕零。出手特别大方。他从国外给老慕买来名牌西装、衬衫、领带、裤带和皮鞋。慕市长穿着满身名牌出现在电视上时，他便眉飞色舞地对人宣扬，这全是我给买的！影响十分不好，但老慕并不知道。在老慕面前他非常懂规矩，处处加小心。
就这样开车送慕市长去会梅花，前后已有好几年，但他愣是没见过梅花是什么样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直到老慕结婚时，他才一睹市长夫人的风采，果然美人一个。
可是梅花很不喜欢刘宝印，认为他形象猥琐，档次太低，今后不想再见到他了。
果然刘宝印就再也见不到慕市长了，打电话市长夫人接自然没戏，秘书接也说不在，市长从地球上消失了。
总不见真有点想。后听说得了重病住进北京某大医院，便带领妻子小袁去看，提着一书包钱。
梅花开门一看是刘宝印，坚决不让进。
他就跟妻子在楼道里蹲了一天。
第二天小袁说我再去试试，就去敲门。梅花一开门，见是一位漂亮少妇，从心里特别喜欢，一把拉进去。
从此二人成了好朋友，经常通电话，谈论电视广告上哪儿的化妆品好，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共同去买，一般都是乘上飞机去香港或北京。
慕绥新也很高兴，说这不是宝印爱人吗？
因为喜欢小袁，梅花就准许刘宝印进了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