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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部分

天来看阿姨,不说这些了。不知道茹阿姨身体是否允许,我想请您明天出去游玩一下,踏踏青?

    茹嫣的母亲说,哪有客人从外地来了,倒请主人出去踏青的?看来你对这块地方很熟?

    茹嫣就问,你让广州市政府出面啊?

    梁晋生说,我这次来谁都没说,就给我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他已经安排好,就在一百多公里外,有一处好地方,保准没有病毒。

    姐姐姐夫都忙,母亲在广州没什么熟人,长久没有出远门玩了,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到了吃饭时间,母亲说,咱们上酒楼吧。

    梁晋生说,不麻烦的话,在家也行,平时怎样,今天也怎样,按以前穷人家的话说,加一双筷子加一勺水。

    母亲说,这市长怪会说话的。

    梁晋生笑笑说,如今当干部,全靠一张嘴。

    于是,梁晋生陪茹嫣妈妈说话,茹嫣姐俩就做饭。毕竟是远道来的客人,不是加一勺水就可以对付的。于是两人赶快看看冰箱,商量着做几个说得过去的菜肴。

    茹嫣的母亲毕竟是个老资格,也当了数十年干部,和这样一个乘龙快婿就有很多可以说的话。

    姐俩呢,也就借着在厨房干活,说些私房话。

    姐说,还是你们那儿的干部素养高,我们这边,这样年岁的市长,会找一个拖油瓶的老太太?

    茹嫣说,姐你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啊?

    姐姐自顾自说,怕是过了三十都不会要的。

    茹嫣问起姐夫。

    姐姐说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人很虚弱,伤了元气。去的时候,医院领导一再叮嘱,要她多给丈夫一些鼓励。可是当她隔着两层厚厚的玻璃,见到丈夫远远躺在床上,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出来了,幸亏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个太空人一样,姐夫看不见她的眼泪。她只是举起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安心养病,等你回来。然后是全家人的名字。

    姐姐说,你姐夫只朝我抬了抬手,看不清他的脸,一只大口罩,包住了他大半个脸。

    姐姐回家之前,在医院的淋浴房里一边哭,一边将自己好好洗了半天。换上自己带来的另一套外衣,换下的那一套就扔掉了。

    姐姐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你都不敢往地上踩,好像到处都是地雷一样。

    吃罢了午饭,母亲说自己要睡一睡,提议茹嫣带梁晋生去植物园走走,也算是抢先尽了地主之谊。在母亲看来,植物园是广州最好的去处,在那里茹嫣还可以教梁晋生认识几棵树。植物园也是茹嫣每次来都必去的地方,除了专业上的偏好,她觉得那个地方为广州保留了一点天地自然之生气,要不然就只剩下粤菜馆的油烟气和高低街的叫卖声了。

    母亲又说,整个广州,就那一块地方适合谈情说爱。

    植物园已是一派初夏景象,两人在里面少年似的手拉手漫无边际地走着聊着。有时候,两人的手指如天鹅交颈轻轻缠绕,有时候十指交叉热烈地紧握,有时候茹嫣只将自己的一个指头给他,让他那只大手轻巧地捏着它……两人一边说着话,两只手却在那一方小天地里悄然演着自己动人的戏。

    茹嫣也忘了给梁晋生上植物课。

    晚餐是梁晋生在广州一家酒楼宴请茹嫣一家,算是一场求婚宴。梁晋生正式向茹嫣的母亲请求,今年五一节,娶茹嫣为妻,希望批准并届时出席。不知怎么,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一旦把它仪式化,就总有那么些感人的地方。茹嫣听着梁晋生一本正经对母亲说着的时候,一边笑,一边泪花闪烁。

    晚宴之后,梁晋生打车将茹嫣一家送回家,说自己已经定好宾馆。母亲倒是开通,说,那茹嫣也去住宾馆好了。

    梁晋生说,茹嫣难得回来,晚上好好陪母亲说说话。

    梁晋生确实是一个笼络丈母娘的高手。那天晚上,茹嫣陪妈妈说话。妈妈说,碰见他,是你的福分,也是我的福分。你知道,这几年,我最怕的事是死,比死还怕的,是你以后的日子。你明天可以对他说,这个春节,他给我送来一个好礼物。

    三天一晃就过去。其间梁晋生偷偷告诉茹嫣,秘书把他的手机打爆了,短信留了一大堆,以为他出了事。茹嫣问是不是市里有事?梁晋生说,是。茹嫣问什么事?梁晋生说,你姐夫那个病,已经到我们市里来了。

    告别那天,茹嫣母亲拿出一个小首饰盒,放到茹嫣手心,自嘲地笑笑说,我知道这很落套,很俗气,但是没有办法,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茹嫣知道,那个首饰盒里,装着一只翡翠戒指,是从母亲的母亲的母亲那儿流传下来的,该有一百多年了,据说还有许多故事。她记得,小的时候,在某个日子,母亲会把它取出来端详半天,茹嫣要拿在手上看,母亲不让,然后说,总归有一天,它是你们的。

    千里离别,总是会伤感的,况且来去匆匆。好歹总算见上了面,还带来一个称心的男人。

    那天夜里说话,茹嫣问母亲,他怎么样?

    母亲说,就眼下来看,该是很不错了。

    茹嫣问,就眼下来看怎么说?

    母亲说,人家没去找那些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啊!

    茹嫣有些调皮地追问,这次您看准了?

    母亲说,不敢说看准,你自己看准才好。

    半天,母亲突然叹一口气,其实,所谓看准,只是一时性情而已。跟你爸结婚多年,心里一直委屈得不行,一个人都不知道偷偷哭过多少回,恨自己架不住他当时那种不管不顾的势头。再说,那年月,一个革命干部,神圣得,天兵天将一样。也恨自己一时虚荣,跟了当时一批年轻女人的风潮,恨不得一个比一个嫁得高才好。就像现在的姑娘,你的房一百四,我得一百六。可是到了后来,一年年过去,还是看出你爸的许多好来。人死了,再去想他,就只剩下好了。这是命里给我的一个人,你不爱惜你就没了。

    茹嫣听出母亲这番话其实是对自己说的。她本想对妈说说前夫,怕妈伤心。他死后,母亲常有许多愧疚,有意无意说一些他的好话。他活着的时候,这些话,母亲是不说的。

    上车之前,茹嫣要姐姐代自己和梁晋生送一束花给姐夫,这次没能见上,真是最大的遗憾。

    母亲说,放心,你姐夫身体好,又懂医,抗得过去的。

    母亲又对梁晋生说,茹嫣这丫头,说起来四十好几,其实单纯得很,没什么阅历,也没什么心计,温室里长大的,抵抗力低得很。在古时候,可能是一个好仕女,在今日就很落伍了。

    梁晋生说,我就喜欢这一点。

    44

    初八,茹嫣、达摩、毛子相约来到卫老师家。

    卫老师的感冒加重了,去的时候还在午睡。赵姨说,头天晚上有些低烧,吃了药,今天早上烧退了,人就虚弱得很。让他去医院,他说等见到女儿她们再说。达摩说,那母女俩还是住宾馆好一些,便于卫老师休息。看着接机的时间要到了,毛子和茹嫣要去机场,达摩要去附近安排住宿。三人坐了一会儿一同离去。

    正在年中,机场格外清静,班机正点到达,听到广播后,毛子就拨通了方亚的电话,互相说了接头的方式。

    十几分钟后,就见到一对母女俩拖着旅行箱远远向出口走来。一问,果然就是了。卫老师的女儿已经不姓卫了,她自我介绍说,姓方,叫方虹宜。她说着一口新疆风味的普通话,让茹嫣想起陈佩斯叫卖烤羊r串的那个小品。方虹宜人很显老,脸色也像大西北人那样带着烈日风沙打磨的黑红。不论是模样,还是神情,已经看不到一点卫老师的痕迹了。倒是方亚,不知什么地方,还像她外公。卫老师的女儿不太说话,大多是方亚在说。

    上车后,毛子说,老人前些日子感冒,还没全好,你们见了面,一定不要太激动,怕老人受不了。卫老师的女儿直点头,把脸侧向窗外,要哭出来的样子。为了好说话,茹嫣和她们都坐在后排。茹嫣就赶快和她聊起新疆来,问她一些新疆的事情。大多也是方亚在回答。

    想想这半世纪的父女相认,还带来一个长大了的外孙女,茹嫣自己都想哭出来,竟害怕这一刻的到来了,心里咚咚直跳。眼见得离卫老师家越来越近,几个人都沉寂着。

    毛子在卫老师楼下停好车,帮娘俩拎着箱包,四人一块进了单元门,一步步朝楼上走去。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毛子上前按门铃,茹嫣伴着方虹宜,轻轻挽着她的一只胳膊,那胳膊僵僵的。外孙女方亚跟在后头。

    是达摩来开的门,达摩笑着说,来啦,正等着你们呢。茹嫣就看见卫老师两口子迎了过来。卫老师没说话,只是看着那娘俩,那娘俩也看着卫老师。大家不知先该说什么,一时很奇怪地静着。卫老师抖抖索索从口袋里掏出那两张照片,抖抖索索递给女儿,就是三十年前卫老师病重时准备交给达摩的那两张。女儿一手接过照片,一手也从里边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卫老师。在车上的时候,茹嫣就看见她几次翻开衣襟往里面看什么。女儿的那张照片,卫老师没有,是女儿一岁的时候,全家四口人的一张全家福。卫老师看了一眼,还笑着,接着脸就变了形,几秒钟后,突然嚎啕一声:我的娃儿呀——大哭起来。卫老师平日说那种带口音的普通话,现在却用地道的徽方言喊出这一声来,那声音撕心裂肺的,失了腔调。女儿也就哭着扑了上去。其余人都陪着垂泪。

    达摩和毛子与卫老师相交数十年,从未见过卫老师这样无遮无拦地哭过。便是在绝境之中,卫老师也常常是笑着的。怕这样的大恸会伤了身子,但又怕将这些压抑在胸,也会憋出毛病来,几个人惶乱中拉扯劝慰,根本止不住这父女俩。

    卫老师像孩子一样呜咽说,别劝,让我好好哭一场……

    卫老师和那母女俩就站着哭了好久,终于哭痛快了。几个人被搀扶着拖到沙发上坐下。

    茹嫣不习惯当着众人落泪,进到卫生间,好好让自己无声哭了一会儿,然后擦洗一把脸才出来。出来的时候,见他们已经坐下。

    卫老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喃喃说,世事惨烈,莫过于此。一出悲剧,时隔五十年,将我们伤了两回啊。

    大家情绪渐渐平复,又重新拿起照片来看。

    方虹宜带来的那张照片,四寸大小,花边硬纸板衬底,右下角有一个很漂亮的压花店名,是本市一家很有名的照相馆,现在还在。照片是黑白的,稍稍有些泛黄,但很清楚。照片上,一家四口,大人明朗,孩子健康。卫老师还穿着军装,只是没有了胸符,精明,睿智,甚至有些昂扬自得。卫老师的前妻穿着那种两排胸扣、有紧身腰带的列宁装,端庄,沉静,很漂亮,神色中有一种当时一般女干部少有的优雅。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想来该是卫老师的儿子,穿着一身海军衫,还戴着那种有飘带的大沿海军帽,眉眼很像卫老师,有些调皮的样子,斜倚在卫老师膝间。女孩是由卫老师前妻抱着的,圆圆脸,大眼睛,茫然不知世事地望着镜头。

    方虹宜说,这张照片,是妈妈去世前两天给她的,在那之前,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那时她的继父还活着,妈妈说,不要让他知道。

    卫老师说,你妈妈什么时候去世的?

    女儿说,1968年。

    卫老师说,怎么死的?

    女儿说,自杀。

    说到这里,渐渐就涉及到一个家庭的隐私了。达摩有些不安,站起来说,我们几个出去一下,订一个吃晚饭的地方……

    卫老师看出达摩的意思,很坚决地说,你们也听听,这不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再说,我的事,对你们来说,哪还有什么私密?

    方虹宜说了一些她自己知道的情况。她说她很小的时候,在好几个地方呆过,都记不清了,老在搬家。三四岁的时候到了新疆,才有了一些印象。

    卫老师说,他解除监禁之后,曾经打听过她们娘儿几个的下落。前妻单位的人说,她调走了。问调到哪儿去了?说支援大西北建设去了。问在什么地方?说,好像是兰州吧,当时是统一安排的,也不知道具体哪个单位。然后对方说,你就不要再打听了,你们已经离了婚,不要再去干扰人家。卫老师当时很委屈地说,可孩子还是我的呀。没想到那人说,你要真为孩子着想,就不要找他们了。

    女儿说记得妈妈一直在教书,教过师范,后来又教中学。到了新疆,她和哥哥有了一个父亲。下火车的时候,一个男人来接她们。妈妈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的父亲,他前些年在朝鲜打美帝,是一个战斗英雄,现在不打仗了,就回来了。哥哥有些疑惑,私下对妈妈说,爸爸不是这样的,爸爸脸上没有疤。妈妈说,就是你们的爸爸,脸上的疤是打美帝受了伤。哥哥说,怎么还是不像呢?原来那个爸爸说话不是这样的声音。一次,继父为什么事情打了哥哥,哥哥边哭边说,你不是我们的爸爸,我爸爸不打人。她也哭喊着说,你不是爸爸,你是一个大坏蛋……妈妈晚上回来,知道了,把他俩一起打了一顿,自己也哭起来,说你们再说这种话,我就把你们扔到戈壁滩上喂狼去。

    从此他们不再说这件事。

    继父是一个老军人,打了十多年仗,解放初期,跟部队进疆,然后转业到地方,在一个机关里当行政科长,管车,管食堂。他常常开了车带他们出去玩。困难时期,他总能带一些吃的回来。那时候新疆吃不到大米,他却总能让他们吃上白米饭。继父不喝酒的时候,对妈妈很好,对他们也很好。喝了酒,就爱打妈妈。后来,妈妈自杀前说,他受过伤,不能生孩子,所以有时候心情不好,你们不要恨他。那时方虹宜十五岁,朦朦胧胧懂一点事了,特别为妈妈难过。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她很奇怪,因为妈妈从来不对他们讲这些的,更不会讲她自己的私事。没想到她两天之后就死了。

    方虹宜说,多少年来,妈妈从来不跟他们谈家常的。那天夜里,她已经睡下了,妈妈来到自己的床头,坐了一会儿,又把哥哥也叫来,说了很多话,就是那天,妈妈将那张全家福交给她。妈妈没有给哥哥,是因为到后来哥哥和妈妈关系不好,总闹别扭。小时候,哥哥几次私下对她说,他觉得妈妈是一个特务,说继父也是一个特务。他说,妈妈肯定有事瞒着我们。最可怕的是,有一次,哥哥突然说,是不是妈妈把咱们爸爸暗杀了?然后到新疆来和继父这个特务接上了头?反正哥哥是一个很爱胡思乱想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常常一个人发呆,然后就偷偷摸摸写一些东西,谁也不让看。他自己有一个藏的地方,他自杀之后,她好长时间才找到它们。

    卫老师问,妈妈为什么事自杀?

    女儿说,妈妈自杀的原因,我好长时间也不知道,只听他们专案组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继父也不说。妈妈自杀,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和哥哥上学的时候,都知道我们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女,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红卫兵。妈妈在学校也没受到多少冲击,她是他们学校里革命资格很老的一个,又不是当权派,后来成立革委会,军代表还让她当了副主任。妈妈很积极,没日没夜地忙,忙得继父都有意见了。几次听见他们吵架,听见继父说,游行啊,开会啊,大批判啊,这些都能当饭吃啊?老子当年打仗,也要吃饭呢!妈妈不作声,赶快就去做饭。继父从来不做饭,他管食堂的。后来乱了,食堂常常不开饭。妈妈就教我做饭。她不回来的时候,我就给一家人做饭。

    六八年开始清队,查出来妈妈有一个弟弟,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跑到台湾去了。这件事妈妈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参加革命后,也没有说过。

    卫老师说,连我都没有听说过。

    女儿说,那次清队,到她老家去外调,被查出来了。抗战开始之后,妈妈一家离开了家乡,父母在颠沛流离中相继病死,他们兄弟姐妹也天各一方。妈妈在江西参加了一个战地护训班,后来被其中一个共产党员介绍到新四军——卫老师说,这个我知道。

    女儿说,妈妈那个弟弟,就是后来去了台湾的那个舅舅,是最小的,就到了成都一个熟人那儿暂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考取了成都的军校,读了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毕业后就上了前线。打完日本人,又打内战。打败了,就去了台湾。因为和舅舅失去了联系,直到快解放,妈妈才听说了舅舅的下落,后来还在什么地方见了一面。从此妈妈就不再提到他。

    本来,这件事妈妈老家的人也不知道。就在清队小组的人去妈妈老家外调的前几天,刚好舅舅当年在军校的一个同学,也被调查了,这两个专案组的人,在妈妈老家碰上了。如果这事晚几天早几天,或许妈妈就躲过去了。

    妈妈被他们找去谈话,他们一说出舅舅的名字,妈妈就知道完了。她答应马上把所有经过写出来。其实,她当时就已经准备走绝路了。还有,他们说,妈妈在战地护训班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也对组织上隐瞒了。

    卫老师听到这里,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当初她匆匆和我离婚,又匆匆离开此地,从此无影无踪,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了。

    方虹宜说,再就是你的事,专案组也对她点了出来。

    卫老师说,按你妈妈的性格,这就必死无疑了。她太要强,又太脆弱。

    卫老师喃喃问道,她怎么死的?

    方虹宜说,她撞了火车。在铁路边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死有余辜,但是这些和自己的丈夫孩子都无关,他们对这些全都一无所知,他们无比热爱毛主席,无比热爱党,自己欺骗了他们。

    艳丽的盆花,精美的贺卡,花花绿绿的糖果,红红火火的彩带,还有茹嫣带来的那一只吉祥的大白羊……这样喜庆的年节气氛中,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