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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
11
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去见他时，她装得像个孩子。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听说歌德病重，便立即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她十八岁的儿子西格蒙德。按照母亲的指示，这个腼腆的男孩在魏玛呆了六天，一点也不知底细。但是歌德知道：她派来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诉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门口，贝蒂娜将亲手执掌他的不朽名声。
死亡确实推门而入了。歌德挣扎了一个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几天后，贝蒂娜写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冯…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但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印象，这也许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贝蒂娜的诠证：不是悲哀，而是光荣。
此后不久，她要求这位冯…穆勒大法官归还她写给歌德的全部书信，她重读一遍后感到非常失望：她与歌德交往的整个故事只留下一个梗概，它也许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毕竟只是一个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须加工。她修改、重写、增补，一口气干了三年。她对自己的信不满意，对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这次重读，她才发现它们竟如此简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对题，这令她很恼火。有时候他在给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孩童面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认真、一半溺爱的口吻在给一个女学生上课。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变一变它们的语气：在他称她为“我们亲爱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宝贝心肝”，在他的严厉申斥之后，她又补上几句奉承或吹捧，声称贝蒂娜对这位如痴如醉的诗人曾产生极大的影响，俨然就是赋予他灵感的缪斯女神。
当然，她在重写自己的书信时就更加放肆了。不过，她不曾改变其中的语气，那语气恰到好处。她所变动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们通信的间隔不要太长，那样将可能否定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她删去了许多不合适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将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将某些场景戏剧化，将她就政治、艺术、尤其对音乐和对贝多芬的看法扩展深化。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hes briefwechsel it ee k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12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获得了某个适当的视角，于是有理由认为歌德是位于欧洲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再有：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电梯中的情景。尽管她本人就是个电脑控制论专家，然而她对这架机器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故障却一无所知。对她来说，这电梯是那样陌生，不可理喻，与她每天所接触的各种机械——从电话机旁的小计数器到洗碗机完全一样。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贝蒂娜是诗人布列恩塔诺的妹妹，诗人阿尔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贝多芬。她属于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地位：她俨然是一位统治着两个王国的女皇。
她的书充满对歌德的溢美之辞。她所有的书信都是一首对他的颂歌。是的，正因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将她眼镜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爱的孩子以迁就那根疯香肠一事，这本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爱情方面对已故诗人的一番教训，在重大感情问题上，他的表现竟如此庸俗可卑，牺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怜而平淡的婚姻。贝蒂娜的书既是颂扬又是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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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sie 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athenau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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